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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一场内阁会议上的便签纸被路透社记者拍到。纸上写着“待办事项”,下面只有一条:买入日元(JPY),交易规模50亿至100亿美元。这位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财政管家,用与普通人记购物清单无异的方式,安排了一笔十亿美元级别的货币市场操作。几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解释,美国是为了“国际善意”才出手帮助日本提振日元——顺便,再次提起了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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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签纸或许是整件事最“人性化”的注脚。顶栏是工整地画了线的“待办事项”,下方是唯一指令——买入日元,币种代码JPY被认真括在括号里,底下还写明了交易规模5至10亿美元。一个掌管全球最大经济体财政的人,用和你我列“牛奶、鸡蛋、把秋冬装从储物间拿出来”同样的系统,去执行一笔足以撼动全球外汇市场的操作。
几天后,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解释这次干预,措辞充满了“美日亲善”的色彩:“因为我们和日本关系非常好。我们非常非常强大。他们日元走弱了,需要一点帮助。我们一直站在日本身边。日本对我们一直很好——当然,除了珍珠港之外。”一位美国总统在宣布一项外汇干预时,在对日友好表态中顺带提起了珍珠港,这种不合时宜的“战争提醒”,让整场外交秀带上了一丝巴兹尔·弗尔蒂(《弗尔蒂旅馆》主人公)式的荒诞感。
按理说,联合货币干预应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一间巴塞尔米色会议室,一群拥有不止一台计算器的人围坐桌前。但这一次情况截然不同——因为美国财政部“本不该”这么做。上一次美国入市支撑日元,还是1998年。时隔28年再次出手,背后一定有值得追问的理由。
过去几年,日元兑美元一路滑向40年低位,原因并不神秘:美日之间巨大的利率缺口。美联储为对抗通胀,在2022至2023年将利率提高至3.25%左右;日本央行则在多年零利率之后,才勉强把利率升至1%。一边借钱几乎免费,另一边存美元吃4%的利息——这种差距几乎必然催生金融界最经典的策略:套息交易。交易者以极低成本借入日元,换成美元投入美国国债、欧洲债券、韩国科技股等更高收益资产。
令经济学家困惑的是,教科书理论认为,低利率货币应当随时间升值,以抵消利差收益,让“免费午餐”消失。但日元却反其道而行之,持续贬值,让套息交易者赚得盆满钵满。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远期溢价之谜”,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定论。最流行的解释是:你赚的根本不是免费的钱,而是“持手雷的报酬”——套息交易一直有效,直到它失效的那一天。当市场转向,所有人会在同一个下午疯狂平仓,日元剧烈飙升,市场陷入48小时的极度动荡。额外的收益,不过是持有那颗手雷直到音乐停止的佣金。
据估算,全球套息交易规模已超过4万亿美元——比印度整个经济体的体量还要大。大量看似与日本毫无关系的交易——墨西哥债券的投机、科技股的杠杆押注——底层都借了廉价的日元。这意味着,全球金融版图里很大一部分头寸都在“做空日元”,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深思过这一点。日元,确实是世界的“融资货币”。
但对于日本普通民众而言,弱势日元绝非好消息。日本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本币一旦贬值,能源账单不会问你有没有享受到出口繁荣的红利,只会默默上涨。
衡量汇率是否“错位”,经济学界有不少趣味指标。《经济学人》40年来一直用巨无霸指数——比较全球各地麦当劳巨无霸汉堡的价格——来判断货币是否被高估或低估。纽约梅隆银行策略师杰夫·余则发明了“咖喱猪排饭指数”:用全球最大咖喱连锁店CoCo壱番屋的猪排咖喱饭定价来衡量日元购买力。
按咖喱指数计算:1美元应兑换约62日元;实际市场汇率却高达159日元。日元被低估约60%。(《经济学人》巨无霸指数同样认为日元被严重高估了币值,不过测算结果为1美元兑80日元左右。)
余指出,巨无霸指数用日本人并不常吃的食物去衡量日本经济,就像用墨西哥卷饼的价格去估算英国经济一样——得出一个数字,但那数字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然,这类“快餐指数”竞争激烈,已有星巴克拿铁指数、甚至专门为非洲设计的肯德基指数。咖喱猪排饭,不过是这个家族的最新成员。
正常情况下,故事发展到这里,美国财长应当表达一番同情,重申“美国相信由市场决定汇率”,然后什么都不做。这几乎是铁律:几十年来,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立场就是不干预汇市、干预只是一个基本无效的短期创可贴、成熟经济体应当让市场决定货币价值。美国历任财长花了大量时间教训别国——恰恰是教训贝森特现在正在做的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发布一份报告,将“汇率操作值得密切关注”的贸易伙伴列入观察名单。最新一期于7月发布,名单上有10个国家,日本名列其中。也就是说,在同一月份,美国财政部一边正式“监控”日本的汇率操作,一边亲自入市帮日本推动同一货币。严格来说,这份报告指责的是各国压低本币以利出口,而美国这次是帮日本推高日元——但用纳税人的钱去干预一个你正盯着对方不许干预的货币,这算什么?“规则就是规则,大概吧。”
真正让市场震惊的,是交易的货币结构。任何交易员都知道,你从不“交易日元”,而是交易货币对——美元日元、欧元日元、英镑日元。买入一种货币的同时必然卖出另一种。贝森特的便签上写着“买入JPY”,但省略了货币对的另一半——这并非疏忽: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7月31日代表财政部通过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执行交易时,卖出的竟不是美元,而是欧元。欧洲央行对此相当震惊,因为事先无人通知。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构成,其欧元资产大部分为法国政府债券。正如托比·南格尔在《Unhedged》播客中指出的,美国财政部极有可能通过抛售大量法国国债来支撑日元,而巴黎和法兰克福对此毫不知情。欧洲央行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形容这是“前所未有的、违背央行礼仪的行为”。这就像从邻居家借走汽车、没打招呼撞上了树,第二天再打电话解释为什么他的保费要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出版过一本外汇干预操作手册,专门建议各国央行不要干预不属于自己的货币。美国财政部这一操作,正好踩中了IMF手册中明确警告的禁区。更让人玩味的是,这并非贝森特第一次充当“货币医生”——去年底,他还曾买进阿根廷比索以支持米莱政府。但比索和日元,在经济意义上完全是两码事:援助阿根廷是政治上的示好,而干预全球交易量第三的货币,还是在动用别人的钱,这更像是一种宣言。
整个事件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是主角的履历。斯科特·贝森特在接管美国财政部之前,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度过。1992年,他在房间里亲眼见证了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做空英镑、击垮英格兰银行的经典战役;十年后,他又在安倍经济学时代做空日元——做空日元正是让他声名鹊起的交易之一。贝森特的一生,建立在“与试图人为维持汇率水平的央行对抗”之上。
如今,他坐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坐过的椅子上,用公共资金去保卫一种货币——而对手,是正运行着他当年老策略的30岁对冲基金分析师。伦敦梅费尔某家对冲基金里,一个年轻宏观交易员看着贝森特今天的日元保卫战,眼神恐怕与1992年的年轻贝森特看向英格兰银行时别无二致——那是猎手看到猎物时的眼神。
尽管所有公开表态都在谈美日友谊,这从来不是一场“对东京好”的行动。真正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借贷成本。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者,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日本被迫花费500亿至800亿美元保卫日元,它必须设法筹集现金——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抛售美债。一旦日本开始抛售,美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整个市场的连锁反应将不可收拾。
理解这个逻辑,还要理解贝森特自己的赌注。美国政府举债分为短期限和长期限:国库券(短债)数月内到期,30年期国债则是锁定一代人的利率。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贝森特明显倾向于发行短期国库券,而非长期债券。表面理由是“当前长期收益率偏高,不想锁死30年高息”——这背后藏着一个方向性判断:他押注利率即将下降,届时可以廉价发行长期债券。一个财政部长作出这种类似对冲基金的方向性押注——他恰好确曾管理过对冲基金——这在美国财政史上极为罕见。财政部长的工作不是投机利率,而是为政府融资。
贝森特的赌注核心:
近零利率在美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次是新冠疫情期间。利率不会因经济向好而降到零,只会因为“有什么东西坏了”而降为零。押注利率崩溃,本质上是在押注某种灾难。
为了不让日本被迫抛售美债,贝森特公开鼓励美联储扩大一项支持工具——FIMA回购便利(外国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该机制允许外国央行将手中的美债质押给美联储,换取临时美元现金,而无需在公开市场卖出债券。日本拿到所需的美元来买入日元,美联储拿到美债作抵押品,市场上不会有一张美债被抛售——因为一旦抛售,所有人就不得不面对美债的真实价格,或至少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合理位置。
这有点像一个拒绝打开信用卡账单的人:只要不打开,余额就纯粹是理论数字。只要没有人卖出,一切就都很美好。
干预起作用了吗?起初是的。7月底的两天里,日美当局合计向市场投入约880亿美元,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约5%,从40年低点164附近拉回至155。但在两周之内,日元便回吐了约一半涨幅,再度跌破159。巴里·艾肯格林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880亿美元在普通生活中是天文数字,但在日交易量达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不过是一个舍入误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用“蛋糕主义”一词概括这种困境:美国相信可以同时追求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目标而不付出代价——想要弱势美元,但不想要通胀;想要低借贷成本,但保持巨额赤字;想要日本继续买美债,同时又要帮日本推高日元。你可以想要所有这些东西,但你不可能全都得到。迟早,债券市场会把账单寄给你。
更离奇的是,部分日元贬值压力正是由美国自身政策造成的。关税政策使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变得更贵,抑制日元汇率;美日贸易协议又要求日本向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日本投资者须卖出日元、买入美元,进一步压低日元。美国一边用储备支撑一个被自己贸易政策不断压低的货币,就像一边往船外舀水、一边乐此不疲地在船底钻孔。
8月,美国财政部拍卖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22%——这是自200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一天,420亿美元10年期国债的拍卖收益率也创下2007年以来之最。市场正在以一代人未见的高利率,向美国政府收取“借款费用”。
哈佛大学杜文欣教授与合著者的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学术解释:经济学中的“国债便利收益率”长期以来让美国能以更低成本借入资金——因为美债是全球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资产,世界愿意为此接受较低回报。但这项研究显示,这一“折扣”数十年来持续收缩,最近甚至已经消失、转为负值。原因简单得近乎尴尬:供应量。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务实在太多太久,美债已经不再稀缺、不再特殊。当市场被某种东西淹没,它就不再珍贵。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飙升,正是这种“去特殊化”最直观的实时演示。
这也正是贝森特对日本如此紧张的原因:如果美债的“神奇溢价”已经消失,而最大外国客户又开始抛售,美国的借贷成本将急剧上升。
从这盘棋局的根源来看,最“干净”的出路其实是日本自己加息——利率上升推动日元走强,无需任何人触碰美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清楚通胀已超过2%的目标,并已暗示将进一步加息。但日本新任首相强烈抵触加息,更倾向用财政刺激来推动经济再膨胀——对一个债务规模已超GDP 200%、偿债支出占政府开支四分之一的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大胆的计划。
植田和男还背负着独特的日本历史阴影。《金融时报》的吉莲·泰特记录过一个细节:在访问日本央行时,一位官员指着两位前行长的画像说——两人都在1930年代推行争议性货币政策后遭暗杀。在思考收益率曲线政策的精妙之处时,还要考虑自己的寿命预期,确实让人难以专心。
但核心事实依然冷酷:干预改变不了趋势,只是买来几天、或许一周的时间,直到美日利率差这个根本性因素重新发力,日元再度滑落。
故事走到这里,只剩下两种可能性,没有人知道哪一种才是对的。
可能性一:贝森特是远见者
他看到了债券市场看不到的图景:通胀即将受控,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信心即将回归,长期利率将迎来持久的下行。如果判断正确,他将在低利率窗口完成国家债务的长期置换,这段焦虑期在回顾中将成为一次时机精准的卓越操作。
可能性二:贝森特是豪赌的“日内交易者”
他正用美国国债作为资产负债表,押注一个无人真正掌控的变量。长期利率由通胀和投资者信任决定,不受财长左右,甚至不受美联储控制——美联储只能决定短期利率。与此同时,他在卖别人的欧元、典当日本的债券来维持防线。
债券市场刚刚向美国收取了自2001年以来最高的30年期借贷成本。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或许比任何便签纸上的计划都更有说服力。信与不信,由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