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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持续加码科技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没有掉队,反而在新能源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步步紧逼,甚至催生出与美国“双头并行”的产业格局。令人好奇的是,不少中国消费者偏偏用着两部手机:一部苹果、一部国产。这背后绝非单纯的“爱国消费”,而是整个国家围绕“目标不变、路径变通”打造出的技术攻坚生态。
据中国版“淘宝”旗下研究机构的调查,近五成职场人士日常使用两部智能手机。最常见的组合是一部iPhone搭配一部国产安卓手机。在一些人看来,苹果是流畅与高端的象征;但在另一面,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承载着大量本地应用生态——从进出小区门禁到特定政务App,甚至部分消费者直言:“万一哪一天美国彻底封杀苹果,我还能用国产。”
这种“双机并行”并非单纯的功能互补,深嵌其中的是对国家技术路线的体认与支持。2000年后出生的“零零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留下大量评论:“我们不再关注韩国电子品牌了,只关心中国品牌在哪些地方比美国更好。”在他们看来,奔驰、宝马、奥迪(BBA)都成了“父辈的老派梦想”,而华为、比亚迪才是技术偶像。这种由内而外的技术自信,正实实在在重塑着万亿级的内需市场。
外界对中国技术产业的观感,在不到十年间经历了几次剧烈反转:
如今在AI算力领域,全球约90%的超级计算及高算力数据中心由美中两国占据(美国约75%,中国约15%且仍在上升)。中美领导人会晤已将AI全球规则制定当作核心议题——仅凭这一点,便足以证明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已从“跟跑”转入“并跑”,部分领域甚至尝试“领跑”。
长期观察中国产业变迁的专业人士认为,这套令外界惊讶的追赶逻辑可归纳为三个咬合严密的组件:
2009年启动电动车战略、2014年定调半导体及电池自主、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些目标的共同点是:一经确立,极少被中途放弃或大规模修订。在其他国家,因政党轮替、预算波动、行业热点切换而频繁调整产业政策的事,在中国基本不会发生。
目标长期固化的直接收益是资源潮汐般的定向涌入——人才、资本、产业链配套都因为“路径终结性”而敢于押注。2025年中国电动车渗透率已提前突破35%(原定目标30%),就是目标稳定的直观结果。
在目标不能动的前提下,遇到外部封锁或技术断点,中国展现了异常灵活的变通机制:
在目标与路径均明确之后,谁来把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的答案是一群兼具技术狂热与民族使命感的企业及其创始人。他们往往不拘常规、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在企业内部直接充当着技术路线的决策者与实践者。
华为、比亚迪、DeepSeek等企业的领袖普遍具有深厚的理工科背景,产品发布会常被演绎得像“技术演唱会”——数千人自发到场,为电池热管理公式、芯片架构的优化细节而欢呼。这在外界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已将技术攻坚与情感认同编织在了一起。
中国消费者对国产技术产品的狂热,不能简单归为“被煽动的民族情绪”。它更接近于一种由历史屈辱感、现实危机感和切实技术改善混合而成的复杂认同。近期一项针对社交媒体的压力测试显示,仅仅抛出“美国会不会将来禁掉苹果、会怎么样”的提问,就能在短时间内收获数万条充满防备心理与民族立场的回应。
这种将技术视为“国家生存最后防线”的集体心理,不仅刺激了高端国产车、国产手机、自研AI的销售,也让中国企业在享受巨大本土市场红利的同时,获得了宝贵的试错窗口。即便是售价高达2亿~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0万~150万元)的国产豪华电动车品牌“仰望”,也在上市一年内突破万辆交付,且八成为企业主个人购买——这在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目标一旦不动,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正向循环。风险资本在人工智能及人形机器人领域不计较短期回报而大举涌入;顶尖科技人才即便薪酬只有美国主流水准的30%-40%,仍因“这里能实现技术史诗”而愿意扎根;就连传统工业机器臂排名世界第二的企业,也一举拆分出人形机器人子公司,因为“国家方向定了,供应链全在此,必须跟上”。
甚至教育系统也在重塑。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已启动面向中学生的深度AI实习计划,不再满足科普式编程,而是直接让少年参与产品优化;某汽车集团则规划了跨度5年、直通博士层级的内部培养项目,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缩短从课堂到产线的转移时间。
外界常有呼声认为:既然中国与美国愈发形成两大平行体系,韩国只要选边西方即可高枕无忧。但现实要复杂得多。韩国的半导体、汽车、电池产业在诸多领域仍与中国供应链深度交织,而在磷酸铁锂(LFP)电池等一度被看低的技术路线上,中国正快速将其推向高端车市场,悄然改写全球动力电池标准。
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国龙头企业已将韩国市场视为“产品迭代的实验场”:扫地机器人领域的石头科技(Roborock)在韩国市场份额超过80%;TikTok在10代人群中几近统治;比亚迪电动车在韩国首年的销售数据超过了当年特斯拉入韩初期的表现。对中国而言,一个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邻国能接受中国高技术产品,本身就意味着其产品竞争力的质变。
因此,单方面将中国关闭在合作大门之外既不现实也不明智。部分韩国企业的研发中心正逆向在中国扩张,以期近距离汲取工程优化和供应链整合的能力。与此同时,韩中技术博弈中也存在着复杂的依存——例如在关键矿产(如锑)的出口管制上,韩国仍需要国家层面的协商管道来确保供应。长远看,在美中技术战长期化、标准割裂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既守住核心竞争力,又保持与中国的灵活技术对话,将是韩国产业无法回避的战略题。
中国当前的技术爆发式增长,是目标稳定、路径变通与强烈生存焦虑共同浇铸的结果。中国领导层是否能够持续维持这一体系?许多观察者注意到,中国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与具体技术指标深度挂钩,“完不成就公示、追责”的做法在日本、韩国、欧美政体中均极其罕见。而社会层面那种“大不了回农村,国家不会让我们饿死”的集体忍耐,也为短期劳动力替代(如无人出租车冲击传统管制行业)提供了缓冲。
另一方面,经济增速确实在放缓,由地产驱动的旧增长模式让位于科技泡沫,但中国本身似乎也在适应“次中心化的股市繁荣”——通过努力维持科技股估值,将居民储蓄导向国家支持的核心技术企业,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支撑下一阶段的技术攻坚。
当危机存在且目标不变时,这个系统就能一次次用“迂回但坚决”的方式钻破封锁。对于旁观者而言,重要的不是预言中国何时“击败美国”,而是理解其独特的方法论,并据以调整自身的产业防御与竞争策略。毕竟,在科技硬碰硬的时代,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对敌人真实模样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