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增长失速、不平等加剧与大国博弈

全球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大国之间为争夺增长份额而采取的关税与保护主义政策，正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系列现象背后的根本动力与未来走向。

一、经济增长为何全球性失速？

许多人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政策，但真正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长期结构性下滑。全球经济增长率在1950年代曾高达5%，而到了2010年代，已降至2.9%。世界银行的最新展望更是预测，未来全球年均增长率仅为2.4%，近乎腰斩。

增长放缓的直接后果是各国内部矛盾激化。当“经济蛋糕”无法持续做大，而其中绝大部分又被极少数富人分走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便会急剧升温。数据显示，全球新增财富的约95%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群体，而剩下的90%人口只能分享5%。这种巨大的不平等是当前全球政治极端化、内部撕裂的根本原因。

二、三大增长动力全面熄火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三大动力：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生产率提升。不幸的是，目前这三架马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

1. 资本投入：高利率时代的困境

2010年代，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平均仅为1.5%，而如今已飙升至4.4%以上。资本变得昂贵，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对于沃尔玛（营业利润率2-3%）、亚马逊（约10%）或韩国企业（平均6-7%）而言，当无风险收益率都高达4.5%时，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意愿自然大幅降低，导致投资萎缩，就业市场疲软。

2. 劳动力投入：人口断崖的挑战

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人口萎缩问题。法国的总和生育率约1.8，美国约1.6，但这主要依靠移民维持。其他欧洲国家多在1.3左右，日本为1.1，韩国更是低至0.76。总和生育率下降约20年后，生产性人口（15-64岁）开始减少，经济将遭受重创。日本1990年代后“失落的30年”及2010年代欧洲经济的停滞，其核心原因都是生产性人口的减少。

3. 生产率提升：技术革命的边际效益递减

许多人认为IT和AI时代生产率会持续提升，但事实可能相反。研究表明，当前生产率提升幅度远低于1940-50年代。电报的发明将越洋信息传递从14天缩短至10分钟，其带来的效率提升是革命性的。而智能手机相较于之前的PDA（个人数码助理），虽然更便捷，但属于渐进式改进，带来的额外生产率提升远不如前者。重大基础技术已被广泛应用，新的突破性技术所能带来的边际增益正在变小。

三、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

面对增长放缓，各国央行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印钞、量化宽松）。但这些新增货币并非直接分配给民众，而是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行分配。银行更愿意将资金借给信用好、有资产的富人，而非普通家庭或中小企业。

其结果是，每次危机都成为财富向上集中的加速器。在危机中，资产价格暴跌，富人们凭借其更容易获得的廉价信贷大量购入折价资产。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顶端1%群体的财富占20%，底层90%占45%。而到了2015年，顶端1%的财富份额历史性地超过了底层90%，这种情形上一次发生是在1920年代末——即“大萧条”的前夜。大萧条的本质是底层90%的资产缩水，购买力枯竭，而顶端1%的财富却持续膨胀，最终导致总需求崩溃。

四、大国博弈：从“共同增长”到“掠夺增长”

当国内政策工具（货币和财政政策）用尽仍无法有效刺激增长时，像中美这样的G2大国便开始利用其体量和影响力，试图从其他国家“掠夺”增长份额，其主要手段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补贴战。

这一策略并非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首创。在其上任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7%，之后逐渐降至7%、6%，乃至近年的3%左右（官方数据为5%）。为了维持增长和社会稳定，中国采取了大规模补贴本国出口产业的策略（例如，购买一台中国扫地机器人或电动汽车，其价格的30%可能来自政府补贴），旨在摧毁他国的制造业基础，将增长和就业机会“吸向”中国。

美国作为回应，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更极端的关税政策进行反制，并且将矛头不仅对准中国，也对准了盟友，试图将所有人的增长都“抢回去”。全球贸易秩序从合作转向了零和博弈。

五、未来展望：混乱的“多极”世界与中国的挑战

特朗普的关税策略基于其2018-2019年的经验，当时中国通过货币贬值和加大补贴吸收了关税成本，美国通胀并未上升。但现在环境已变：中国债务高企（总债务/GDP从2008年的80%升至如今的320%），难再大规模补贴；全球通胀高企，各国也难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应对关税。特朗普的策略可能是一把伤己也伤人的“双刃剑”。

中国虽在制造业产出和AI等领域发展迅猛，但也面临巨大的人口结构挑战。其抚养比（每100名劳动人口需抚养的老人和儿童数）将在未来50年内从目前的40左右飙升至140，与美国（从60升至70）和韩国（更高）相比，形势极为严峻。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窗口内，在AI和机器人领域取得绝对优势，以克服劳动力短缺，否则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然而，将全部资源押注于尖端科技，导致内需和房地产业等其他部门凋敝，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不满和政治风险。

未来可能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超级霸权，而是进入一个美国领导力相对减弱、多个地区性强国（如土耳其、以色列、沙特、伊朗）崛起并相互竞争的“多极”时代，地区冲突和阵营化趋势可能会更加频繁。

结语：韩国的机遇与挑战

在全球大变局中，韩国因其独特的制造业能力和人均GDP水平，仍有其价值。美国在高端制造和 robotics 方面成本高昂，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韩国有望扮演这一角色。然而，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放缓和财富分配不公同样在冲击韩国社会，如何避免内部政治极端化和社会撕裂，是比应对国际博弈更为紧迫的挑战。

全球经济的“地壳”正在剧烈变动，其深层动力源于增长、分配与权力的根本性转变。理解这些趋势，是思考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未来出路的第一步。